海外脚手架下的报告(连载9)
文/孙桂廷
九我们所多的是朋友
在海外，乌烟瘴气的“导师”固然不乏，然而，我们所多的还是朋友。
工程师牧茵·阿卜朵先生，尽管他在美国留学多年，也有着富裕的小康家庭，但从其日常举止看，他向往中国的言论决非别有用心的糖衣蜜药。
他工作勤快，待人诚恳，连休假也常常来我们营地，或跑到工地上同我们工人干一阵子活，或者在我们宿舍聊聊天，打打牌，或邀我们一起出外观光游览。
有工人住院了，他主动询问情况，医院探望。在资我双方的许多争执中，他敢于挺身主持公道。
有一次由于他的出面证实，搞得资方经理连连向我方道歉。支持是相互的，他之所以在资方阵营中站得住脚，并很有威信，与我们在工作上的密切配合、相互谅解是分不开的。他所领导的工区经济效益也是较为可观的。资方有人置疑他的立场，但他的工作业绩斐然，足可以使他在资方公司有足够的定力。
就要离别时，牧茵先生含泪送给我一张他的照片，背面写着“赠予我的朋友:希望这张照片能够回想起我们在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助理工程师尤尼斯先生，这个出身寒微的巴勒斯坦青年，取得硕士学位是那么的不易，以至于要靠他每年年度考试第一名的成绩所获得的奖学金，在德国支撑着留了7年学。
他告诉我说，“我们全家客居科威特，父母没有收入，两个兄弟找不到工作。我每月个第纳尔，一半要付房租，全家的日子很紧巴。在这个世界里，人家可以大手大脚地花钱，而我们家没有钱，兄弟仨连个女人都娶不上。”他常常这样向我们发泄着心中的忧伤。
我们常常忙里偷闲，在工地新房里，在工程车里，交谈着人生和社会，或者一起拼唱起他车里一本歌集的第一首《我们必胜WeShALLOVERCOME》的英语歌。
当他看到我随同其他国家的罢工工人一起唱起《国际歌》的时候，他干脆就把那本《LETSSINGTOGETHER(让我们大家一起唱)》的歌曲集赠送给我，第二首就是《国际歌》。原来，他也会唱《国际歌》,且在没有别人能够听到的场合，同我一起唱响。
这个29岁的青年，在德国留学期间，曾经应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之召，作为轻武器伞降兵，参加了7个月同以色列*的殊死战斗。难怪，他的斗争精神是很强烈的。
他后来到别的公司当工程师了，有一次突然去找我，说要我去帮帮他。
原来，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饭店的黑人女招待，他求我到那个饭店作客，由他充当英阿翻译，进一步进行了解接触，还要我这个老大哥谈谈意见。这似乎是美差一桩。
尤尼斯是个白人，小伙子长得也很帅，说实话，我真有些替他犹豫。但转念一想，他快30了，家境很差，还能找个什么样的呢？不光要成全他，还有那个黑人女招待呢。
这样，我只有顺着他的意思说赞美的话了。有钱难买愿意，何况他有可能不用花多少钱。外部世界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说起来高雅得很，但有些人忽视了一点，它往往是以金钱做筹码的。
啥姆斯先生是科威特国家建房总局的一般雇员。这位胸怀坦白的苏丹人，与我们交往甚厚。初识时，他津津乐道中国与苏丹两国的友好往来。
或许是偶然的巧合，他的名字在阿拉伯语里的意思是太阳，而我姓孙，汉语拼音“SUN”在英语里也是太阳的意思，所以他总是愿意与我称兄道弟，资方人员也管我叫“哈姆斯”(SHARMS)。
哈姆斯先生几次邀请我们去他的营地打排球，同我们有着较好的友好往来。在我们同资方发生纠纷的许多场合，他经常站出来说公道话，也有时候打圆场。一物一治，科威特国家建房总局的雇员有足够的权力镇住那些不顺眼的资方雇员，甚至可以随时将他们驱逐出科威特国境。
有一次，因我方工程上出现了一点差错，资方人员塔瑞克趁机吹胡子瞪眼，得理不饶人。我嫌他态度蛮横，与其争吵起来。啥姆斯先生出场了，他先呵住了气势汹汹与我那吵架的对手塔瑞克，命令他:“把工程车钥匙交给啥姆斯，让他把我送回办公室！”我们是一起乘这辆车到工地上来的，我和哈姆斯先生故意把他甩在工地上。当我从后视镜里看到那位，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大胡子”像泄了气的皮球，缓缓步行向后返时，心里有一种愉悦感，自言自语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朋友不尽相同，有的不打不相识。有一位俄罗斯老兄，他是苏共*员，曾就一些问题同我进行过争论，在场的助工尤尼斯先生从中“和稀泥”。
后来，我们和解了，和解的理由是，中苏两国人民既有友好的历史，也有友好的愿望；大家唱的是同一个《国际歌》；中苏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应当影响我们在这里的经济合作。
后来混熟了，我用俄语给他唱了一首《我们歌唱祖国》，那是一首俄罗斯人家喻户晓的歌。当我唱到第二句的时候，他跟我合唱起来。“至少，我们都是爱国者”，唱完后，他向我伸出了双手。
而后，这位老兄见面，总是老远热情地喊我“达娃瑞实”，直接用“同志”相称了。这或许在其他外国人面前，别有一番情趣。这位资方雇用的水电工程师，在工作上曾经给以我们以很多帮助。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科威特同日本人的关系。有一段时间，领导要我带领一部分工人到日本清水(SIMIZU)公司承包的南部电站工作，和我常打交道的是工程师崛井先生。
他是近50的人了，一提起二次大战，他就向我们道歉，说日本人对不起中国人。在我的印象里，他对非洲黑人要求太严酷，而对我们中国人常常高抬贵手。抑或是良心发现，也或许我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我们中国工人在他那里的待遇令其他国家的人羡慕。为了表示对他们的尊重，我几次用日语与他们的人合唱了日本人的古谣《樱花》。
我们同印度的一批安装工人相识后，曾在楼顶平台上一起低声哼起《国际歌》。这熟悉的曲调，的确给我们找到了同志和朋友。他们中不少人是印度共产*员，一些国大*员也同我们友好相处，在工作上互相支援。记得我们有几次绑扎钢筋的工作忙不过来，他们那批人主动靠上去帮我们完成。用他们的话说，“我们是安装电线管道的，你们的活不完成，我们也开不了工，我们能白白等着吗？”他们干活很猛，但从来没跟我们讲究过一个菲尔斯(一菲尔斯等于千分之一个第纳尔)的劳动报酬。他们联合其他国家的工人进行过集体罢工，要求资方速发拖欠了3个月的工资，并在资方办公室周围静坐示威，后来唱起了《国际歌》。
当我路过那里，随同他们用英语一起唱完《国际歌》后，一些工人围起我来诉说罢工原委。品迪和拉吉夫两个小伙子还分别递来了笔记本和笔，让我在这当口写几个字以示纪念。
我也很激动，给他们用英汉双语写下了“THEWORKINGCLASSISAGREATONE工人阶级是一个伟大的阶级”。
是的，他们是伟大的，他们联合在一起，正在为本阶级的共同利益而斗争着。他们也高高地耸立在海外的脚手架上。
在这里，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结交了很多朋友，不管是工程师还是工长，不管是仓库保管员还是汽车司机，不管是亚洲人还是非洲人……我有一个发现，愿意和我们交朋友的外国人，大都有两个共同点:一，他们多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二，他们对中国怀有友好的情感或期许。
.10.29.初稿
于科威特城郊芬塔斯
(待续)
壹点号Sharms
新闻线索报料通道：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