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并文/李佩珊
几年前出版的《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的人类简史》一书，让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张经纬初试啼声就展露了作为一位不太走寻常路的人类学者的头角。在这本相当硬核的著作中，张经纬通过一系列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缜密的数据、公式、计算，来论证一项人类学假设：人类迁移——互动模型，打通了东亚大陆史前史与文明史的巨大分隔。在他的论证中，在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之下，人口压力随着地理阻碍较小的通道传播，促成了群体的迁移、流动以及文明的交流演变。在这个模型之下，东亚大陆的地理结构和政权、文明在所谓中心和边缘之间的流动得到了生动和创新性的映照，正如他颇具雄心的结论：“四夷便是中国，中国亦是四夷”。
张经纬在今年出版了新著《田野：一个人类学者的成长纪实》。书如其名，记录了他从大学时代起对于人类学的探索和思考之路，也记述了他在人类学之路上所经历过的迷茫、曲折。他寄希望于自己的文字分享能让更多的人从模式化的日常中自动地走出来，独立思考、自在生活，最终走向更广阔的田野。
访谈
不只属于人类学家的田野
经济观察报：对于人类学而言，“田野调查”（或者更细致地说，“民族志”）是其基础。今天我们对“田野”这个词耳熟能详，也是因为这个方法被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广泛地借用并产出颇丰。但是，正如您在书中所说，您不是个扎根研究一地一村的传统人类学家，那么，对于您而言，“田野”到底有着怎样的含义和意义呢？
张经纬：田野对我有两层含义吧。第一，当然是人类学专业意义上的，去实地走一走看一看，不限于书本上的知识。第二层，是自我认知意义上的。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在自己设定的“舒适区”中，上学、上班、家庭生活。田野代表了一种类似电影黑客帝国中，Matrix之外的真实世界。其实每个坐着班车完成上下班通勤的普通人都在某时某刻有一种想要从程序中“出走”的愿望，但这个冲动大多数时候并不能维持太久。我因为各种机缘巧合，或主动或被动，在人类学学科的帮助下，进入了“日常”之外的世界，看到了生活的更多种可能性。
那么，我希望能把我在“田野”中看到，体验到的生活的多样性，用文字的形式告诉给大家。让更多的人能从模式化的日常中自动地走出来，去独立的思考，去自在地生活，走向广阔的田野。所以，我希望在未来，田野，不仅是人类学家、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种研究方式，而是每个人都熟悉、都可以调用的浸入生活的态度和方式——通过走出舒适区，看到更多，从而丰富自己，改变自己。
经济观察报：这本书开始于您大学时代的“田野”经历，当时您从历史学转投于人类学的怀抱。按照这个路径，您似乎应该成为一位历史人类学家。我也翻看了您的《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的人类简史》，其中也能看到对生物地理学的应用，更能让我联想到的是贾雷德·戴蒙德的写作方法。对于您而言，这些学科背景是怎么组合起来为您所用的？为什么在这些学科背景中，您特别以“人类学家”为自己的身份认同？同时，我注意到，您的主业是在博物馆任职，这对于您的研究又有哪些影响？
张经纬：我一开始学人类学的时候，也是打算做一个一地一村的传统人类学家，因为这个学科的前辈们也都是这么做研究，这么过来的。但轮到我的时候，我出现了一种“知识焦虑”，这种焦虑让我总在质疑：我为什么要了解这个村子独特的知识。
历史上的人类学家其实都是带着一种优越感在做研究，这点学科史不会说，但看多了人类学家的传记就能体会到。欧洲人跑去亚非拉做研究，海归学者跑去西部地区做研究，倒不是被研究的对象多特别，文化多有价值，而是这个调查地点能激发出研究者的优越感。我个人的原因，内心比较排斥这种建立在“优越感”基础上的一地一村的知识收集，相反，我更向往做一个传统知识的挑战者。
怎样挑战传统知识呢？其实我的做法也特别简单，就是专门挑选那些优越感的人群本身来研究。那些古代或者当代的人口大族，著名王朝的建立者，都喜欢将自己的历史描绘成“天选之子”，用各种传说堆成辉煌的神话。我用一些人类学分析神话体系、分析政治-经济结构的方法，往往就能发现他们平凡的起源。通俗地讲，城里人往前推三代，谁还不是农村来的。换成古代或当代的民族，就是往上三代，谁还不是起于草莽。这种观察其实很有意思，因为非常“朋克”，非常反传统，每天都可以有新的发现。
所以，我一开始是做一项重建民族历史的研究。当我把那些已经定居都城、皇宫内的古族往前追溯时，就往往会追随这部“倒放“的影片，回到他们建立政权前位于草原、丛林的祖居地。这样，在无意的情况下，这项研究里就会呈现许多看起来非常人文地理学、文化生态学，或者按您说的生物地理学的面貌。在书里留下了许多类似贾雷德·戴蒙德的印象一点都不奇怪了。
当然，您也可以把我的研究方法看作是统一在人类学目标之下的综合性研究。在人类学中有一种关于“人类学是一门科学还是社会学科”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我是站在科学的一边。而且，在我学习人类学的过程中，是把技能点在人类学的传统四分支体系（考古、体质、语言、文化）中，均匀分配的。我们平时看到文化人类学多一点，但从不排斥其他学科，尤其对我这样一个经常想要”一口吃成一个胖子“的人来说。
至于博物馆嘛，主要是所有伟大的人类学家都曾或长或多在博物馆里工作过，这让我无论坐办公室的时候，还是外出做田野调查的时候，都提供了许多自豪感、荣誉感。多说一句，我在做这份天然属于人类学家的博物馆工作时，是带着荣誉感的，这有效地让我在日常当一名社畜的同时，维系环游世界的人类学家的“双面人生”幻想。
“浪漫原始主义”和“浪漫主义”
经济观察报：我觉得这本书最有趣的地方之一，是每章刚开始的时候都附有您写的小诗。您这些诗是之前在笔记中就写就的吗？为什么会写下它们？
在我看来，人类学一直是很有文学性的，我之前读过朱天文的《荒人笔记》，里面对于斯特劳斯有大段文学性的阐述，豆瓣上的文学青年们也很爱引用《忧郁的热带》的最后一段，“这种凝视有时候，经由某种非自愿的互相了解，会出现于一个人与一只猫短暂的互相注目之中。”您如何看待人类学和文学的关系？以及，这是否会给“人类学”学科带来某种浪漫化的想象？
张经纬：十多年前我还挺喜欢写诗的，后来搞研究多了，写诗就慢慢少了。这次整理《田野》书稿的时候，挑选了一些和文章在内容、气质上有联系的诗，就放进来了。
浪漫化不是问题，所有学科都可以有严肃的一面，也有浪漫的一面，但我觉得要小心的是“浪漫原始主义”。打个比方说，停电的夜晚固然能看到漫天的繁星、无边的银河，但如果因为这个原因，就歌颂电力尚未普及的荒郊野外，否定电能给人类带来的巨大进步，也是很无语的。
如果把人类学的浪漫等同于现代公路修通、抵达之前的偏僻乡村，那么这种浪漫是狭隘、高傲、冷漠，而且易逝的。对于有志于人类学的后学来说，需要保持警惕，并让自己远离这种“浪漫原始主义”。如果在抖音、快手软件中，看到你的研究对象熟练地为你展示都市中难得一见的壮观银河、乡村民谣，为能与他们一同共享现代技术的成果，看到他们自信的表现感到由衷的高兴，这才是真正不会褪色的浪漫主义。
“被发展者”和技术进步
经济观察报：近些年来，无论是通过博士春节回村，还是博士卧底外卖小哥的札记，来反映“被发展者”的落后、被动的“他者”性，都是特别受欢迎的媒体文体。在您看来，这种被媒体和大众所合谋的“他者”文学为何会受欢迎？
张经纬：首先，大家天生都是猎奇的。博士回乡，博士做外卖小哥，噱头在博士，而非小哥本身。博士造火箭，不过是多了本报告文学；博士送外卖、卖猪肉，就成了劲爆的手抄本故事会。
此类“他者”文学之所以受到欢迎，本质上讲，还是我们的社会的价值观过于单一。博士毕业就该造原子弹，初中辍学就该送外卖，是这种刻板印象造成的结果。“他者”文学究竟是强化，还是挑战了这种刻板印象，一时半会儿也说不上答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我们的生活中，此类“他者”文学越来越多，博士不仅卧底外卖小哥，还卧底流水线工人、保安……还是会产生一些积极影响的——毕竟，少见多怪，见多不怪。
虽然我们对职业和教育的刻板印象无处不在，但有限的人类学知识告诉我们，多比少好，多元比一元好。那么对于“被发展者”来说，答案也是显而易见的，受到